中国足球背后的“妖怪”

中国传统故事、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故事告诉我们:凡是没背景的妖怪都被一棒打死了,而有背景的妖怪都被各路“领导”接走了……

2000年4月正式担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此前为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司长、总局办公厅主任。

阎世铎不懂足球,不懂英语,2000年4月,阎世铎却成了中国足协的掌门人。正所谓门外汉领导内行工作,阎世铎想打造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他能语出惊人,出手也能让人吃惊——从“人民足球”,到“健康联赛,快乐足球”,再到未来的“中超足球”,阎世铎用他那豪迈的嗓音诠释着他对足球运动的理解和投入,他在上任仅半年后就作出暂停甲A联赛升降级的决定,引起极大争议;接着他在说出“杀无赦,斩立决”的豪言之后,让十年甲A落幕,阎世铎的历史才刚刚开始却面临着超白金的惨死。

2005年,谢亚龙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曾任总局群体司司长、田管中心主任以及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党委书记。2001年,谢亚龙同志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带队参加了第八届世界田径锦标赛。

谢亚龙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先后做过运动员、教师,机关公务员,曾先后在北体大、办公厅、群体司、田径中心、体育科研所、电子信息中心工作,2002-2004年还在陕西安康挂职任市委副书记两年。在担任足协专职副主席期间,谢亚龙留下了“叉腰肌”等名言,也让网友吟出了“谢天谢地谢亚龙”这样的绝妙句子。由于他秉承“好领导不能捣乱”的想法,导致中国足球江河日下,也有消息称,他长期被架空。

1992年至2000年,王俊生身兼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和足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1993年他领导制定的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1995年和1996年甲A联赛的空前火爆、中国女足勇夺奥运会银牌和世界杯亚军。2001年10月7日中国足球队历史性地冲击世界杯成功也有他的功劳。

然而,王俊生在担当领路人期间,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失败。1995年国奥兵败吉隆坡、1997年国家队折戟十强赛、1999年国奥队痛失出线年奥运会女足未进四强,再加上中国足协对曾经泛滥一时的假球、黑哨束手无策,王俊生最终失去了从领导到媒体再到球迷的信任,在2003年黯然离开足协。后出任中体产业股份有限监事会主席、党委书记。

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发生在11年前甲A联赛最后一轮的渝沈之战,毫无疑问会被认定为是一场“假球”。而时任足管中心主任的足协“掌门人”王俊生,也因为这样一场当时就被认定为不正常的比赛,让自己之前所有的努力,以及中国足球职业化所取得的成果,几近付之东流。1991年11月,王俊生调任中国足协,出任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管中心主任,成为中国足协的“掌门人”。从1991年到2003年,在中国足协工作的12年期间,王俊生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在1992年6月举行的“红山口会议”中,确定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方向。那次会议上,正是在王俊生等人的推动下,中国足球完成了体制转型,从以前的专业足球时代,正式步入职业足球时代。红山口会议,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足球的进步,加速了中国足球的发展。其历史地位,堪比长征中的“遵义会议”。

尽管球员出身的王俊生属于典型的“业务型干部”,相比后面两任“掌门”阎世铎和谢亚龙,他对中国职业足球做出的贡献也是最大的。至少,王俊生一直坚持着以联赛为本的思路,将甲A联赛打理得井井有条,更不会像他的继任者那样唯上,为了追求政绩(国家队),不惜将联赛杀鸡取卵(取消升降级)。与阎世铎时代的联赛“裸奔”不同,王俊生时期的甲A,曾经是众多商家争抢的“香饽饽”。

不过,发生在1999年联赛中的“渝沈之战”,却在一定程度上毁了王俊生前后十几年的努力和付出。尽管连当时出任重庆队主教练的李章洙自己都承认,“渝沈之战”是一场假球,但当时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最终,中国足协并没有抓住那次机会,将已经出现了苗头的足球“假赌黑”扼杀于萌芽状态,导致中国足球就此驶上了一条奔向无底深渊的快车道。

2000年4月,阎世铎出任足管中心主任,并且被人戏称为“阎王”。尽管当时王俊生仍然在足管中心担任党委书记,但他的工作,已经基本上不再涉及足球专业,中国足球正式进入“阎时代”。

阎世铎自己也不否认,对于足球,他是个外行。不过,这显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足球未来蓝图的勾画,尽管回过头来看,阎世铎的一些举措,对中国职业足球的影响,堪称致命。

除了带领中国国家队史无前例地打进了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圆了中国足球做的整整43年的梦,阎世铎在任期间留下更多的,恐怕还是各种争议。因为要豪赌世界杯,阎世铎可以将甲A联赛毫不犹豫地暂停;为了国奥队冲击奥运会,阎世铎可以眼睛不眨地取消升降级。虽然这些决定,被圈内人士讥讽为“典型的决定脑袋”,但是在阎世铎看来,只要国字号球队能出成绩,联赛无足轻重。

如果说这还只是对足球这项运动理解上的偏差,放过了出现在2001赛季甲B联赛的“五鼠”,则是阎世铎给中国足球留下的最大“败笔”,也是他在任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尽管在阎世铎的主持之下,中国足协对涉案的五支球队,作出了多达七条的处罚决定,但大多只针对教练和球员,除了2比11输给成都五牛队的四川绵阳队被降入乙级外,其他球队都平安无事。

同样是在2001年底,在浙江绿城俱乐部承认向裁判员进行贿赂并且上交了名单和证据后,阎世铎却没有采取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期待的任何行动。最终,只有站出来承认受贿的裁判员龚建平被判入狱,那些传说中的“黑哨”,却没有受到任何调查,更不要说受到应有的惩罚了。

按照《辽沈晚报》记者郝洪军的说法,2006年,如果当时还是中国足协掌门人的谢亚龙能够果断一点的话,中国足坛这股“假赌黑”的风暴,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般,刮得天昏地暗了。

“我是非常专业的训练专家,我有科技部颁发的证书!”为了证明自己推崇的大运动量训练的正确性,谢亚龙曾经这样告诉过前国奥队主教练杜伊科维奇。可惜的是,在足坛反赌打黑的领域,谢亚龙并不像他说“叉腰肌”时那般自信,而他所推崇的“无为而治”,最终也导致了中国足球现在的无疾而“终”。

2005年2月,当谢亚龙出任足管中心主任的时候,中国足坛的“假赌黑”已经相当严重,对此他也早就有所耳闻。2006年3月,在《辽沈晚报》曝出了中国足球的种种黑幕,并且宣称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之后,谢亚龙委托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南勇,将郝洪军等《辽沈晚报》记者请到了北京进行面谈。尽管当时一些具体的话语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谢亚龙的一套官话,还是给郝洪军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感谢《辽沈晚报》所做的努力……中国足协对于治理足球环境一直非常重视……媒体有什么捕获最好应该先与中国足协通气,自行发布的话,既难产生效果还容易打草惊蛇……中国足协将认真研究这批证据并迅速提请司法介入……”

之后,反赌扫黑的事情,至少在中国足协这个层面,不出意料地没有了下文。随后的三年时间里,尽管外界对于中超中甲联赛,甚至中国国家队的比赛质疑不断,但中国足协基本上都以“没有证据”一推了之,“司法介入”更是成了口头禅。结果,因为“假赌黑”导致天怒人怨的中国足球,在2009年底的时候,来了一次近乎毁灭性的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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